唐納德 · 川普剛剛開始的總統任期充滿了爭議,雖然新政府的財政策略還沒有清晰輪廓,但總體上金融市場對美國和全球經濟前景持一種相當放鬆的心態。
實際上,市場只是勉強體現了貿易和匯率摩擦的風險。他們真正應當未雨綢繆的是美元匯率大幅升值、同時美國債市、大宗商品和新興市場進一步走弱的可能性。至於對股市的影響,可能會更加微妙一些。
川普和他提名的幾位關鍵官員人選並沒有嘗試軟化在貿易問題上的態度。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零和遊戲,只有一方勝出,也就是美國出口商和勞動力的利益被置於優先於消費者和進口商的地位。基於原有規則和供應鏈經濟的地區貿易協議,比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議,已經過時,美國能夠發揮其經濟影響力和優勢的雙邊安排將上位。
中國和墨西哥都是美國新貿易政策的主要針對國家,受到在關稅和其他貿易限制措施方面的威脅,德國最近也被列入指責的對象。然而,所有國家,都將受到作為企業稅收改革計畫一部分的、基於目的地的現金流動稅或者說邊境調整稅的影響。
市場或許低估了這種稅收得以真正實施的可能性。支持這種稅收的理由包括經濟層面上有實施的理由、而且與其他國家的稅收操作大致上吻合。然而,這也是一種不加掩飾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因為其實際上對進口商品提高征稅同時又補貼了出口。
鑒於整體的政策目標是大幅降低高達 7500 億美元的年度商品貿易逆差,因此市場必須要對其三種主要的後果有心理預期。
首先,從最基本的層面看,貿易逆差降低意味著美國對於用來支付進口的外國貨幣需求減少,這將支持美元在一段時間內繼續走強。
第二,由於美國通過貿易賬戶為全球提供流動性,因此貿易逆差下降也將減少可用於貿易、商業投資以及大宗商品市場交易的流動性。這也將推動美元走高,2014 年以來美國能源進口減少、聯儲會貨幣政策非常緩慢轉向緊縮帶來的美元漲幅將進一步擴大。
第三,外部逆差減少將會提振國內生產毛額數字,鑒於聯儲會認為經濟已經接近充分就業,這將會強化貨幣政策以更快或者更大幅度收緊的風險。在這種環境下,聯儲會也將對會導致總需求增加、通膨上升的財政刺激和貿易措施保持敏感。
總而言之,我們應當預見到當前美元上升周期會進一步延伸,幅度或許在 10%-15%,同時美國國債殖利率走高,相對於其他主要市場的殖利率差擴大。這些趨勢將在未來一兩年內展開,應當會對大宗商品價格——儘管存在地緣政治方面的擔憂——以及新興市場造成不利影響。
由於依賴美國的消費和大宗商品出口,因此新興市場將顯得尤其脆弱。智利、土耳其、馬來西亞等有高額美元外債的經濟體也將處於風險之中。中國從這些標準來看一般不能劃歸脆弱的一類,但投資者最好還是要密切留意局勢發展,比如經濟和金融體系對資本外流和美元升值的敏感程度。
對股票市場,貿易逆差減少和預期中財政措施的初步影響將是有利於美國的總體需求和企業利潤。但隨著時間推移,將被美元升值對企業盈利的累積影響、貨幣政策收緊效應、貿易受壓縮或者貿易摩擦的全球影響所抵消。
美國也不能長期獨善其身。如果美國的外部逆差急劇減少、政府的財政失衡加劇,那麼企業和家庭將會增加儲蓄、減少投資。對市場來說,這將是一個悲慘結局,然而卻遠遠不是最糟糕的狀況,因為貿易沖突的爆發會使形勢雪上加霜。
(George Magnus 是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曾經擔任瑞銀的首席國際經濟學家。本文內容不代表彭博編輯委員會或彭博有限合伙企業及其所有者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