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MH 集團 2020 年的年報，可用四個字概括：「感謝中國」。
在 LVMH 年報中，Fendi 表示，下半年在中國銷售大幅成長，Celine 提及在微信平台上的新銷售陣地，在諸多品牌的描述中，「especially in China」（特別在中國）成為高頻率詞匯。在 66 頁報告，「中國」一詞出現 28 次，「北美」只有 4 次。
疫情之下，北京 SKP 在 2020 年超過倫敦哈洛德（Harrods），成為全球營業額最高的精品百貨「店王」。隔年北京 SKP 銷售額更較一年前激增 35%。
中國人撐起精品市場不是新話題，但這個過程中卻隱含人群和造富機制變遷。
中國財經智庫遠川研究所在微信公眾號上表示，中國購買精品的主力，從實業先富群體轉變成從網路和「網紅經濟」獲利的新貴。
豪宅幾乎成為近年來新貴最愛的精品。杭州房地產有種說法是「三幢銀杏匯，半壁網紅圈」，銀杏匯主理人說，銀杏匯每月成交的人民幣 2,500 萬 - 3,000 萬左右房源，購屋者大多是「網紅」，薇婭、雪梨、林珊珊等「網紅」都住在這。
可以說，銀杏匯的屋主是新貴的縮影，除了「網紅」以外，屋主還包括金融、貿易、文化及網路等產業的高層主管和企業大老闆，其中 80 後、90 後的比率為 57.6%。
在「網紅」剛成為話題時，不少人將「網紅」與煤老闆暴發戶相提並論，但實際上，網路帶來的是一套全新造富機制。
若以 2010 年前後為富豪榜分界線，人們會發現前十年和後十年的景象截然不同。
十年前，富豪榜上基本都是實業家，大多來自房地產、日常消費品、機械、電氣設備、化工等產業，尤其是房地產，許家印、王健林、楊惠妍是榜上常客。
胡潤如此描述財富和造富機制的變遷：「房地產已不再是中國的造富機器，財富正在向那些掌握數位經濟的人手中轉移。」
與之前相比，數位經濟是一種更普惠的造富機制。網路已是一種基礎設施，不像過去煤老闆那樣需要仰賴資源，如今網路賦予的機會更加平均。
從階層來看，網路不需要自上而下的機制；從分布來看，賺錢不是頂尖人物專屬。就「網紅」而言，A 咖「網紅」固然是財源廣進，但 B 咖「網紅」的生活也很滋潤。
於是，當新貴群體接替先富人群，中國撐起的精品市場自然更加壯觀和分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