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玟君
2050 淨零轉型不僅是台灣的目標，從政策面接軌國際趨勢上，台灣也積極將 ESG 轉為法制化；但不論是 CSR 或 ESG，其實很難一刀切，管理者可思考初期先自律規範，再篩選出重要指標，進一步將其法制化列為明文規範。
ESG 大浪來襲，如何落實 ESG、減少碳排放量，已是企業經營無可迴避的課題，尤其是有意發展海外市場的企業，該如何與國際趨勢接軌更是當務之急，究竟 ESG 該法制化還是先以自律規範為之，市場莫衷一是。
ESG 分別是 Environment（環境保護）、Social（社會責任）、Governance（公司治理）的縮寫，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戴銘昇指出，ESG 最早是源自於 2004 年，來自聯合國研究報告「誰在乎贏–連結金融市場與改變中的世界」首度被提及使用的概念，這也是市場上首度出現 ESG 這個名詞，演變至今，ESG 已經是企業經營的重要顯學。
ESG 可行與否 美國兩派論戰
戴銘昇表示，國際上 ESG 的發展從 2006 年聯合國制定「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呼籲投資人接受 ESG 起，在當時有資產規模高達 6 兆美元的資產經理人已在第一年加入 ESG 的行列；2011 年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建立，隨著可量化指標（ESG metrics）的出現，ESG 行動爆炸性成長；到了 2019 年支持負責任投資之資產規模達到 82 兆美元。
儘管 ESG 已經蔚為趨勢潮流，但實際上，ESG 的發展歷程也並非一帆風順，其中世界強權美國當權者也有反對 ESG 者，其中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執政期間就曾反對勞動部（Department of Labor）的退休年金將投資 ESG 納入考量，而鎖定高獲利標的作為投資重心。
不過隨著川普連任失利，新任總統拜登（Joe Biden）上任後，美國勞動部便推翻川普時代的政策，但當時眾議院則推翻勞動部命令，顯示美國多數民意主要仍偏好追求投資利益極大化，最後經拜登動用否決權，終於推翻眾議院決議，顯示 ESG 的發展在經濟強權美國也曾歷經一番角力。
至於在台灣，ESG 的發展最早則可回溯至 2009 年 9 月，永續國家發展委員會所頒布的「永續發展政策綱領」，在國際趨勢引領下，當時是由行政院成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永續會），由行政院長擔任主任委員，並開始推動相關永續發展計畫。
戴銘昇說，2015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影響，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2019 年 7 月再度發表「台灣永續發展目標」，當中共計有 18 項核心目標、143 項具體目標及 336 項對應指標，近期則由總統蔡英文在 2021 年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宣示，2050 淨零轉型不僅是全世界的目標，也是台灣的目標。
2022 年 3 月 30 日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科技部、交通部、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共同發布「台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目標設定在 2050 年將碳排放量歸零。
除了從政策面接軌國際趨勢外，台灣也積極將 ESG 轉為法制化，主要分布在《公司法》及《證交法》，其中公司治理的部分，包括 2021 年 11 月 25 日「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同年 12 月的「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以及 2022 年 12 月的上市櫃公司「永續報告書確信機構管理要點」；至於證交法則與內稽內控、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等有關。
法制化？企業先自律？ 專家建議兩者折衷
談到 ESG 是否該以法制化的方式明文規範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周振鋒以 CSR（企業社會責任）為例說明，他指出，之前市場在倡議 CSR 的過程中，有經過學理的探討，主張企業經營必須考慮社會責任，而不能只注重公司及股東的最大利益，也必須要照顧利害關係人的權益，當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也將這些概念納入，形成自律規範。
而 2018 年《公司法》修法也將原本的自律規範列為法律明文；周振鋒認為，不論公司治理或是 ESG，將相關規範明文化除了可宣示政策立場以外，對公司治理者而言，沒有立法而只是以自律規範方式呈現，當公司經營者進行決策時，就會陷入兩難，例如當決策者只顧及利害關係人，卻忽略股東利益，極有可能因此遭受股東指責，因此不論是 CSR 或是 ESG，其實很難一刀切，決定哪些指標該列為自律規範，而哪些指標應該法制化。
周振鋒進一步指出，ESG 的落實也有很多指標，而且其涵蓋範圍比 CSR 更為廣泛，但實際上很多指標不見得能夠將其法制化，因此他認為，管理者可思考初期先以自律規範為主，接著再進一步篩選出重要指標，進一步將其法制化列為明文規範，是相對可行的辦法。
臺北大學法學院教授郭大維則認為，ESG 要法制化或是以自律規範方式進行，與時空環境背景有關，過去公司經營大多以股東利益為優先，但後來社會開始倡議企業社會責任，要求企業經營、決策必須兼顧員工利益、社區環境的保護，目前企業必須善盡社會責任已是普遍被認可的觀念。
郭大維進一步指出，ESG 是 CSR 中重要的一環，目前歐盟對於 ESG 的規範、落實是走在比較前端的，例如歐盟在 2014 年時就要求公司必須揭露部分非財務性的資訊，2021 年更要求企業必須揭露關於永續發展的報告，再進一步把 ESG 揭露項目增加，並擴大相關揭露範圍。
郭大維認為，將 ESG 法制化，固然有較高強度要求企業遵守，但也要考慮公司規模大小不一，而強制要求規模較小的公司比照大公司落實 ESG，這部分是否妥適，仍有疑義。
郭大維並以英國為例，英國對於某些規範採取遵循或解釋模式，也就是法律雖然要求企業必須怎麼做，但當企業無法落實時，可選擇用以說明（為何無法落實並對外揭露）方式代替遵守，以較有彈性方式引導企業執行 ESG。
碳交易常見兩大型態 各有優勢
而最近熱門的碳交易部分，目前碳交易市場主要可區分為兩大類型，配額型交易及計畫型交易。其中，配額型交易屬於強制性市場，是以總量管制制度下所核配之排放額度為交易標的，限制企業的碳排放量，當碳排量超過限額，就要購買碳權，夠用者則可以販賣碳權，透過交易讓市場動起來，是目前常見的型態；至於計畫型交易則是自願性市場，以透過自願進行減碳計畫產生之減量額度或信用額度為交易標的。
強制性市場的優勢在於，各排放單位有其個別排放額度上限，不能無中生有，故運作上理應會有直接而強烈之碳權供需量能，而管理者可依循此一基礎，以逐年加嚴的排放總量上限，促使碳排量更進一步降低。
但強制性市場也並非沒有缺點，市場邏輯為「以量制價」，也因此碳價如同一般國家貨幣，將受到管理者的排放額度配額多寡影響，當分配排放額度過多，容易導致碳價崩跌；但配額是否適量，實際上也會受到經濟、能源價格、氣候等複雜因素交錯影響，因此在政策制定上確有其複雜度與困難性。
而自願性市場的運作基礎是，透過自願進行減量專案活動，在通過審核後獲取的減量額度，再由私人企業、非政府組織甚或個人，自願性地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專案活動，通過相關認證審核機制後獲取減量額度，再以該減量額度為交易，建構自願性市場。
自願性的優勢在於，鼓勵排放單位自願從事得產生溢額之碳排減量活動或計畫，且交易標的本身較具彈性；但因為沒有排放總量之限制，如果欠缺其他提升誘因與交易動機的政策輔助，恐難期待於完全自願性參與減排之制度下得維持一定的交易量能。
企業排碳成本 「外部化」轉為「內部化」
碳交易在國外已是行之有年的交易制度，過去國內企業不必因為排碳而付出代價，但現在排碳就要付出代價，也就是將企業排碳的成本從過去的「外部化」轉為「內部化」，而付出代價的方式也有很多類型，例如購買碳權，或是課徵碳費，2023 年 1 月通過三讀的《氣候變遷因應法》就是選擇碳費來處理，碳費跟碳稅的不同在於，碳費屬於專款專用性質。
但不管選擇碳費或是透過碳權交易，都會讓碳排放這件事變得有價值，進一步延伸到透過交易所進行交易，目前碳交易最大的市場是期貨市場而非現貨市場，碳的價值該如何界定目前不同市場價格也不同，例如：歐盟 1 公噸的碳排放費用一度突破 100 歐元（約 107 美元），但在台灣 1 公噸碳排放的費用大概落在新台幣 10 美元。
至於 2023 年 8 月揭牌成立的「台灣碳權交易所」，目前僅提供企業就碳諮詢的服務，尚無相關標的可以交易，但實際上，交易所的目的在於提供交易並套利，除此，交易所還有一個關鍵功能在於提升交易量，原因是一個沒有交易量的市場是死的，但台灣的問題在於市場太小，因此交易量也難以提升放大。
來源：《台灣銀行家》17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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