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指出，美國與伊朗的衝突並非偶然，而是長期恐懼與地緣政治積怨的延續。自 1979 年伊朗革命推翻親美君主並扣押美國人質以來，美伊對立已持續數十年，而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能力則一直存在，只是歷任總統多有克制，而現任美國總統川普似乎打破了這一切。
本文即將刊登於 2026 年 3 月 23 日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帝國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Imperialism） ；作者是《紐約客》雜誌特約撰稿人 Daniel Immerwahr，他在西北大學教授歷史，著有《被隱藏的帝國：一部發生於「美國」之外，被忽略的美國史》一書。
《紐約客》分析，從比爾 · 柯林頓到喬治 ·W· 布希的歷任美國總統都將伊朗視為目標，但真正的直接攻擊一直被克制。
例如，布希時期雖積極追求全球干預與中東重塑，但對伊朗行動仍受到程序與國際因素的約束。事實上，在近半個世紀的誇張威脅中，美國和伊朗從未真正打過一場戰爭。
同時，目前的衝突也顯示了這兩個大國之間多麼嚴重的實力不對等：美國隨意清除目標，而伊朗無法將飛彈發射到北美附近任何地方。
《紐約客》指出，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美國飛機隨時都可以向伊朗傾瀉地獄之火，但基於對合法性、全球戰略利益、盟友、國際法以及地區穩定的考量，美國歷任總統多選擇不動用軍力。
然而，現在情勢正在改變。分析指出，川普似乎不太在意損害美國的合法性或其廣義的利益，並正使美國以驚人的輕率捲入重大衝突。
此前，白宮新聞秘書就指出，川普的行動主要是基於對伊朗可能發動攻擊的「直覺感受」。缺乏承諾和克制，使美國進入戰爭的門檻大幅降低。
這一切使川普的外交路線，再度引發對「帝國主義」的激烈辯論。《紐約時報》指其政策帶有帝國色彩，但《紐約客》則提出不同解讀，認為川普並非延續美國傳統的全球主導戰略，反而是展現出對國際秩序與後果的冷漠態度。
帝國主義的終結？
評論家拜納特（Peter Beinart）近日在《紐約時報》撰文，將川普的外交政策形容為「帝國主義」。
然而，《紐約客》指出，傳統意義上的帝國主義追求的是控制與統治，即建立龐大的行政架構，將不同地區納入統一管理，並由所謂的文明使命所驅動。
該雜誌認為，將「帝國主義」的指控加諸於川普的前任總統們並不困難，因爲他們長期以來一直維護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紐約客》表示，川普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對海外事態的漠視與耸肩態度。這種對國際政局結果的冷淡，可以被視為一種政權更替的「虛無主義」，但很難將其稱為真正的帝國主義。
該雜誌表示，去年六月，當美國對伊朗核設施發動攻擊時，川普不僅造成了重大破壞，也藉此將自己從傳統帝國責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美伊恩怨 70 年：從政變到核危機的歷史軌跡
《紐約客》回顧，美國與伊朗的敵對關係雖正式始於 1979 年伊朗革命，但根源可追溯至 1950 年代。
當時伊朗總理摩薩台將石油國有化，引發英國不滿，美國在英國施壓下批准 1953 年政變，由中央情報局協助沙阿重掌權力。
這次干預短期內維持了沙阿政權穩定和石油出口，但也種下反美情緒，最終催生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霍梅尼上台後將美國視為「大撒旦」。
此後，美國歷屆總統均難以在伊朗問題上取得突破。卡特任內遭遇人質危機，救援失敗加劇選舉壓力；雷根政府則在伊朗門事件中陷入外交與秘密交易泥淖，暴露美國操作的複雜與風險。
進入 21 世紀，喬治 ·W· 布希的反恐戰爭以重塑中東為目標，伊朗被視為核心對象，但美國軍力與法律程序限制了對伊朗的直接軍事行動。
歐巴馬則採取更審慎策略，希望以外交手段恢復美國影響力，嘗試與伊朗談判核協議。雖然 2015 年簽署了協議，但面對國會反對與以色列壓力，談判過程艱難且結果備受爭議。
2016 年，川普上台後，推翻協議成為其外交標誌，他強調美國不再扮演「世界警察」，以自身利益取代全球霸權，對盟友和對手都採取高風險策略。
伊朗因此加速核濃縮活動，拜登雖承諾修復協議，但延遲行動，使伊朗逐步成為「核門檻國家」。
川普外交：從霸權到「打了就跑」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指出，川普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布希時代的影子，但關鍵差異在於，它缺乏一個試圖主導中東的整體藍圖。
布希政府當年以「新黎明行動」與「持久自由行動」為名，象徵的是長期塑造區域秩序、延續美國影響力的宏大願景；反觀川普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名稱如「午夜鐵鎚」與「史詩狂怒」，更像短促而情緒化的打擊。
《紐約客》指出，這種從「黎明」到「午夜」、從「自由」到「憤怒」的轉變，反映的正是戰略層次的落差，不是單純風格問題，而是是否追求霸權的根本差異。
該雜誌認為，川普並未延續過去那套既推動、也約束美國行動的全球戰略思維。他手握強大軍力，卻並非用來建立秩序，而更像是即時回應與施壓工具。這種模式與其說是霸權，更接近「打了就跑」。
在對伊朗動武之後，川普對後續局勢並沒有清晰規劃。歷任總統雖曾發動戰爭或秘密行動，但多半仍顧及整體戰略風險，例如能源供應、盟友安全或區域動盪外溢等問題，因此避免直接入侵伊朗。
相較之下，川普對這些後果顯得不那麼在意，更像是不參與長期博弈，也不關心後續代價。
類似情況也體現在他對委內瑞拉的行動。外界將其包裝為理想與正義，但決策過程卻顯得隨意而功利。
《紐約客》總結指出，整體而言，川普的決策風格更像是一連串高風險試探，而非基於制度與戰略的長期規劃。
某種程度上，川普確實擺脫了過去推動美國對外干預的「帝國負擔」。但問題在於，這些過去同時也是一種約束機制。當這些約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個人化且不可預測的決策時，其帶來的風險，反而更加難以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