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近日指出，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恐難以「一勞永逸」解決威脅，甚至可能帶來長期反效果。他直言，單靠空襲與「斬首行動」不僅無法根除敵對勢力，反而可能加劇區域動盪，削弱政治解決空間。
佛里曼強調，中東衝突的核心問題從來不是單純軍事手段可以解決，若缺乏政治安排與替代治理結構，再多的打擊行動也難以終結衝突循環。
規則一：中東最危險的四個詞是「一勞永逸」
佛里曼指出，中東最危險的四個字就是「一勞永逸」。
他以以色列對哈瑪斯的長期行動為例指出，數十年來，以色列多次暗殺該組織領導層，從創始世代到後續接班人幾乎遭「三代清除」，但結果卻是新的領導層不斷出現。
即使在 2023 年 10 月襲擊後，以色列再次系統性清除高層，如今加薩仍由新一代哈馬斯掌控。他指出，這說明僅靠軍事手段無法消滅一個具有社會與宗教根基的組織。
佛里曼進一步質疑，若連近在咫尺的加薩都無法徹底解決，那麼試圖透過空襲打擊遠在千里之外的伊朗領導層，更難達成目標。
佛里曼認為，問題不僅在軍事策略，也在政治選擇。他批評以色列政府拒絕與巴基斯坦權力機構合作，使加薩缺乏可替代的治理力量。
他指出，若沒有「武力＋政治」的雙軌策略，也就是在對手陣營中建立可持續的替代政權，任何軍事勝利都只是暫時的。
同樣的模式，如今也出現在對伊朗的戰略中：領導人被擊殺，但體制與勢力仍持續再生。
規則二：永遠不要讓敵人「毫無退路」
佛里曼提出第二項原則則是，不要讓敵人陷入「毫無退路」的絕境。強權若徹底掠奪對手資源與生存空間，將迫使對方走向更激烈反抗，最終反噬自身。
佛里曼以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為例指出，長期以來，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擴張，已逐步壓縮巴勒斯坦建立國家的可能性，等同於使其「毫無退路」。
他認為，這種做法將在長期對以色列構成反噬，因為當巴勒斯坦人失去政治出路時，更可能轉向支持如哈瑪斯等強硬組織，導致衝突循環加劇。
在談及黎巴嫩與伊朗局勢時，佛里曼指出，若以色列在打擊真主黨或伊朗政權時，同時摧毀當地經濟與治理結構，將產生兩項負面效果。
首先，原本可能反對這些武裝組織的民眾，將因外部壓力而轉向支持強硬派；其次，國家體制若遭破壞，將導致無法治理的權力真空，使局勢更加失控。
佛里曼引述分析指出，相較之下，美國策略更傾向於在打擊對手的同時，保留其基本制度運作，以維持未來談判的可能性。
這種「有限施壓」的做法，目的在於削弱對方軍事與戰略能力，但避免引發全面崩潰，從而降低區域失序風險。
佛里曼強調，無論是在黎巴嫩或巴勒斯坦，唯有透過當地社會內部形成替代性的政治力量，才能真正削弱如真主黨等組織的影響力。
然而，若外部軍事行動過度擴張，反而會破壞這種政治轉型的可能，使衝突更加難以收拾。
規則三：強者與弱者的力量差距被高估
在當前中東衝突中，佛里曼認為另一項被嚴重低估的現實是：「強者的力量與弱者的力量，比想像中更為接近」。
他指出，即便軍事力量懸殊，弱勢國家仍有能力影響全球局勢。他警告，美國對伊朗的軍事優勢並不保證完全掌控區域安全，反而可能被非對稱攻擊牽制。
雖然美國國防部展現軍事打擊成果，但伊朗透過簡單手段，例如在波斯灣對船隻發射攻擊或打擊周邊國家石油設施，就能引發油價急升，對全球能源市場造成重大衝擊，也為川普政府帶來巨大壓力。
佛里曼指出，這說明在高度互聯的世界裡，即便實力懸殊，弱者仍能藉小規模行動產生巨大影響。
佛里曼強調，這場衝突已經出現多項出乎預料的情況，但若想看到長期可持續的和平結果，不可能依靠消滅所有敵對勢力。
他認為，衝突的真正解決途徑不在於斬首每個領導人或摧毀每一個武器系統，而在於削弱武裝力量，使當地政治力量得以發揮作用。唯有在加薩、黎巴嫩與伊朗出現可運作的政治結構，衝突才有可能達成真正的和平。
佛里曼提醒，追求快速勝利的策略只會忽略政治重建的重要性，從一開始就可能導致錯誤決策，並讓衝突延長而難以收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