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學界在對中戰略上經歷了顯著的範式轉移。學者蔡泓宇在《當代美國評論》撰文指出，隨著傅高義 (Ezra F. Vogel)、芮效儉 (J. Stapleton Roy) 等老一代「中國通」淡出舞台，一批出生於 1970 至 80 年代、於 2001 年後開啟職業生涯的新生代「中國通」正迅速崛起，成為美國對中戰略競爭的實際「操盤手」。這場代際轉換不僅涉及學術背景的更迭，更深刻地改變了美國對中政策的理論根基。
四大陣營與戰略光譜
蔡泓宇將這批新生代學者依據其對競爭「目標」與「手段」的立場差異，系統性地劃分為四大陣營：
- 秩序內共存派：代表人物如白潔曦 (Jessica Chen Weiss) 與何瑞恩 (Ryan Hass)。他們主張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並加以約束，追求在利益相符領域的引導與合作。
- 秩序內致勝派：如扎克 · 庫珀 (Zack Cooper) 與哈爾 · 布蘭茲 (Hal Brands)。他們強調在現有秩序內透過集體壓力推動中國國力衰落或政治體制轉變，最終達成「取勝」。
- 秩序間共存派：包括杜如松 (Rush Doshi) 與拉特納 (Ely Ratner)。他們視中美競爭為不同國際秩序的對抗，主張強化聯盟體系與軍事威懾，以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式與中國「共存」。
- 秩序間致勝派：代表人物為博明 (Matt Pottinger)。該派立場最為激進，主張透過政治戰、徹底脫鉤及建立孤立中國的經濟體系，迫使中國放棄挑戰美國及其盟友。
新老世代的根本裂痕
蔡泓宇分析指出，新老兩代「中國通」在三大關鍵問題上呈現對壘態勢。首先是對「接觸」政策的評價：新生代普遍認為「接觸」已經失敗，未能如預期推動中國政治經濟自由化；老一代則強調該政策在減少貧困、促進全球增長及區域安全上的漸進成效。
其次是對「中國威脅」的認知：新生代視中國為體制性與生存性威脅，並關注「中國崛起見頂論」；老一代則認為中國的行為多源於防衛性動機及國內問題，並非尋求全球霸權。最後在處理對中關係上，新生代強調以「競爭」定義雙邊關係，主張主動反制與提升自身實力；老一代則呼籲在競爭中維持合作，尋求良性互動與互利共贏。
立場差異的深層動因
蔡泓宇認為，這種認知差異源於多重因素。時代背景是核心：老一代親歷冷戰與改革開放初期，對中國的轉變抱有更多信心；新生代則只見證了實力強勁且敢於對抗的中國形象。此外，實力對比的變化使新生代產生「戰略焦慮」，其觀察工具從自由主義轉向現實主義。
學術訓練的轉向亦不容忽視：老一代多具備深厚的漢學與經驗主義背景，對中國社會有感性認知；新生代則多受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方法論訓練，以「冷漠」的理性態度將中國視為純粹的研究對象，較難理解中國政策背後的複雜性。同時，美國國內「對中強硬」的政治正確氛圍，也固化了新生代學者的鷹派立場。
政策影響力與未來走向
這批新生代學者正透過「旋轉門」機制進入政府 (如拜登政府中的拉特納與杜如松)，或透過國會聽證會影響《晶片與科學法案》、《國防授權法》等法案的制定，將其研究成果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條款。
蔡泓宇總結，美國學界的代際轉換已成定局。雖然「共存派」目前佔據主流，但新生代所追求的「合作」已非關友好，而是基於利益考量的不得已選擇。面對這一新現實，中國應主動塑造中美戰略博弈，推動關係邁向新的「穩態與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