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Stinson 孫維德
AI 資料中心基礎建設下鄉搶水電，卻帶來低就業機會，引發地方意識覺醒，反思大型投資案帶來的紅利與談判籌碼。
19 世紀末的美國被稱為「鍍金時代」（Gilded Age）。當時鐵路產業高速發展，不僅奠定紐約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基礎，也催生出一批擁有龐大財富與政治影響力的「強盜大亨」（Robber Barons），其勢力甚至一度挑戰政府的金融主權。
當時鐵路資本過度擴張引發了諸多的社會問題，進而催生出兩股主要改革力量。進步主義者（Progressives）主要代表城市工業利益，人民黨（Populist Party）則以農村地區為基礎，支持者橫跨昔日南方邦聯及北方各州。儘管進步派認為民粹派的論述過於激進且帶有陰謀論色彩，最終仍吸納了不少訴求，並促成 1913 年聯邦準備制度（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成立。
今日，不少美國媒體將當前時代稱為「第二個鍍金時代」（Second Gilded Age），理由包括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反移民情緒升溫、關稅政策回歸，以及近年華府所展現帶有川普式鍍金美學的政治象徵。如今，支撐美國經濟的核心動能，則轉為大規模 AI 基礎設施建設。在整體經濟基本面逐漸走弱之際，美國對 AI 產業的依賴程度，某種程度上已接近鍍金時代對鐵路產業的依賴。
與此同時，美國圍繞 AI 監管與反對聲浪，也逐漸形成都市與鄉村兩條平行路線。矽谷持續聚焦於美中 AI 競爭等宏觀議題，而地方社區則更關注資料中心（Data Center）的實際建設。如今，美國資料中心每年投資規模已達 500 億美元，甚至超越傳統辦公大樓建設支出。
資料中心建設已迅速成為跨越黨派的重要政治議題。根據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2026 年 5 月公布的調查，48％的美國民眾表示，若居住地附近興建資料中心，將「強烈反對」；相較之下，僅 7％表示「強烈支持」。資料中心甚至逐漸成為少數能夠凝聚兩黨共識的議題之一。
最初，反對資料中心主要來自民主黨左派人士，例如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及聯邦眾議員歐加修 - 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後者近期更提出聯邦法案，希望限制資料中心興建。保守派州長也迅速加入反對行列，例如佛羅里達州州長迪尚特（Ron DeSantis）於 5 月簽署法案，根據州政府新聞稿，其目的在於「避免佛州居民補貼資料中心」，儘管先前提供的相關租稅優惠仍持續有效。6 月，德州州長艾波特（Greg Abbott）更主張全面禁止鄉村地區興建資料中心。
民眾疑慮之所以快速升高，最直接的導火線在於資源排擠。資料中心與住宅在同一個電網上競爭電力，龐大的用電需求直接推高家庭電費。部分大型資料中心雖計畫自行發電，但仍須與公共電網互聯，光是審查、施工的排隊等待時間往往就長達數年之久。這也是 SpaceX 研究部署太空資料中心的原因之一。該公司 2026 年 6 月 IPO 創下歷來最大規模，市值達 1.77 兆美元。
能源議題也讓原本存在的環保運動快速與反資料中心運動結合。例如過去反對水力壓裂（Fracking）及基石 XL 油管計畫（Keystone XL pipeline）的團體，如今紛紛投入相關倡議。曾由茱莉亞 ‧ 羅勃茲（Julia Roberts）主演同名電影而廣為人知的美國環保倡議者艾琳 ‧ 布洛克維奇（Erin Brockovich），近期也將焦點轉向資料中心議題。
除了電力之外，資料中心冷卻所需的大量用水，也逐漸引發地方居民關注。雖然相較於農業灌溉，資料中心並非主要耗水來源，但問題在於其與太陽能發展高度重疊。德州、亞利桑那州與內華達州等乾旱地區具備優異的太陽能發電條件，也因此吸引大量資料中心進駐，但相關建設同時加劇地下水資源壓力。
Gallup 調查也顯示，反對資料中心者並非全都基於資源考量。其中，27％的受訪者提及對 AI 本身的疑慮，包括對 AI 整體發展的不信任，以及各種安全風險。這代表原本屬於全國層級的 AI 公共政策辯論，開始透過地方資料中心建設具體呈現。即使阻止某一座資料中心，並不會真正改變 AI 技術的發展方向，但地方建設審查仍提供了民主參與的重要切入點。
相比之下，約 50% 的反對者主要擔心能源、水資源等資源問題；22％關注生活品質；20％擔憂成本增加；16％則憂心污染問題。相較於這些較為務實的考量，AI 本身所引發的反對，則更屬於價值觀層面的討論。
此外，另有 14％的受訪者擔心 AI 帶來失業等負面經濟衝擊。換言之，共有 41％的反對者提及較宏觀的 AI 或經濟因素，也使地方與全國層級的政治論述開始產生交集。
過去，美國地方政府吸引大型製造業設廠，主要期待帶來長期就業機會，進而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然而，資料中心除了建設期間創造短期工作外，長期經濟利益多流向遠端系統管理人員、海外硬體供應商，或最終反映至華爾街企業獲利。
因此，對地方政府而言，資料中心仍具有財政效益，但其利益主要展現在稅收，而非居民直接感受到的就業機會。這種利益分配落差，也成為近年各界質疑決策缺乏透明度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批准資料中心，多半基於財政考量，而非居民支持度。這意味著，美國鄉村地區或許需要重新調整對工業政策的期待。地方居民必須理解，大型投資案未必以創造大量就業為主要目的，而可能更多著眼於地方財政與長期競爭力。
另一方面，地方對資料中心顯而易見的反對聲浪，可能也反映了民眾對過往政府過度傾斜傳統製造商的財政激勵措施感到不滿。相較於傳統工廠能在不同區域間流動以爭取更多好處，也不能排除部分地方反對聲浪，其實源自過去地方政府長期對傳統製造業提供過多優惠。相較之下，資料中心對地理與基礎設施條件依賴程度高，難以自由遷移，因此地方政府反而擁有更大的議價能力。這讓部分共和黨執政州也開始重新思考，是否仍應透過租稅優惠作為主要產業政策工具。
當年鐵路經過小鎮，形成典型自然壟斷的局面，因此居民要求制定地方票價制度，最終促成美國第一個聯邦監管機構──州際商務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的成立。如今資料中心與當年的政治情境確實存在許多相似之處，但經濟本質卻有所不同。資料中心並未形成明顯的市場失靈，也不存在如鐵路時代般壟斷鄰近居民的問題。
真正需要改革的，是電力系統。目前併網排隊制度除了反映輸電基礎建設不足，也顯示現有制度尚未充分因應再生能源供電具有高度間歇性的特性。未來，不論是行政程序或市場設計，都需要建立更完善的優先排序機制，並提升電網對短時間供電波動的容忍能力。
然而，目前地方反彈顯然已超越技術層面的能源問題，更深層反映的是美國社會對「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集體焦慮，而這種焦慮也正是近年貿易戰的重要成因。資料中心確實代表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但其帶來的成果，並不一定符合社會對傳統製造業的期待，例如改善貿易順差或大量創造藍領工作。
不少評論者將地方反對資料中心視為典型的「不要蓋在我家後院」（NIMBY, Not In My Backyard）心態，或是一種尋租（Rent-seeking）行為。然而，問題未必只能如此理解。真正更具建設性的談判方式，不應只是圍繞在既有資源重新分配，例如針對住宅與資料中心採取不同電價制度，以避免居民承擔市場需求上升所帶來的成本，而應思考如何分享 AI 發展所創造的新價值，有助於調和激勵機制。例如，若資料中心願意提供一定數量的 AI 代幣或算力資源給地方政府，作為支持建設的回饋，又將如何？雖然這樣的構想目前仍屬思想實驗，但有助於重新思考 AI 時代下，鄉村地區如何重新定位自身價值。
不同地方可以採取差異化策略。有些地區可將 AI 資源投入農業科技，建立共享平台；另一些地區則可直接將 AI 資源分配給居民，藉此提升生活品質，吸引遠距工作人口進駐。這些策略都不會自然而然成功，而需要地方政府主動規劃與推動。
至於那些缺乏充足水資源、綠色能源或其他不具地理優勢的地區，則可能完全被排除於這波 AI 新經濟之外。因此，它們也不應僅因未受到資料中心建設干擾而自認幸運，而更應積極思考如何在 AI 時代找到自身新的發展定位。（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外聘研究員）
來源：《台灣銀行家》19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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