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AI並未搶走飯碗 但偷走了工資
《財富中文網》報導,人們對 AI 早已心生厭倦:厭倦了「AI 將奪走工作」論調,也厭倦了那些號稱最聰明的經濟學家至今無法解釋現狀。恰在此時,一個新理論應運而生,它能將所有線索巧妙地串聯在一起:AI 並未消滅工作崗位,而是在壓低工資。這也是員工們會奮起反抗的核心原因。
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一項新研究顯示,AI 技術帶來的最早可衡量的損害並非失業,而是薪資縮水。這項發現正值當前經濟學界爭論最激烈之際。即便是 AI 系統的開發者,也無法就其數據所傳達出的訊息達成一致。
一位經濟學家改變了看法
2026 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阿波羅首席經濟學家斯洛克都在論證,AI 對勞動力市場的宏觀經濟影響幾乎無法量化預測。今年 4 月,他曾寫道:「AI 無處不在,唯獨不在即將公布的宏觀經濟數據中。」也就是說,無論從就業、生產率或通膨數據中,都找不到 AI 影響的直觀證據。
這位分析師因《每日火花》部落格以及此前在德意志銀行推出的「每日圖表」而聞名,他一直在預言一場「產業復興」,並預測 AI 將催生小微企業創業熱潮。5 月 29 日,他還在《每日火花》發表了一篇題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 AI 導致失業》的文章,斷言 AI 創造的就業崗位總量多於它摧毀的崗位數量。他還引用了自 4 月以來一直在推廣的「傑文斯悖論」,普及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不會縮減勞動力,反而會擴大對該資源的總體需求」這觀點。Anthropic 執行長阿莫代伊隨後也開始使用這個術語,並順勢收回了此前對 AI 技術將造成大規模失業的預測。
7 月中旬,斯洛克公開表示,經濟學界在 AI 與就業關係上的解讀含糊其辭。他指出,關於 AI 對企業層面和就業層面的具體影響,「專家們根本無法達成共識」。7 月 30 日,斯洛克與薩尼婭 · 埃德利希聯合發表了一篇論文,試圖將各種相互矛盾的理論統一起來。區別於過去幾年 AI 勞動力研究中廣泛採用的理論性「暴露度」評分,研究團隊採用了 Anthropic 經濟指數中的實際使用數據,即 Claude 的真實互動紀錄,旨在衡量員工實際如何使用 AI,而非理論上能做什麼。他們發現的問題不是就業崗位流失,而是「薪資縮水」。
斯洛克寫道:「對 Claude 實際使用數據的分析顯示,在受 AI 影響較大的職業中,員工的工資增長速度正在放緩,但就業水準保持不變。這表明,企業正在透過壓低工資而非裁員,來獲取 AI 帶來的生產率提升。」這一結論也解釋了各行各業普遍出現抵制、甚至公然反對 AI 落地的現象。員工們似乎意識到,這些機器會讓他們的收入減少。
無論結論如何 員工都感受到了壓力
2026 年 6 月,Software Finder 對 1,005 名美國在職員工進行的一項獨立調查,捕捉到了這種脫離學術模型的現實焦慮。半數受訪員工表示會主動抗拒新的 AI 工具。
其中部分調查結果與斯洛克的論文存在一定矛盾:阿波羅的數據表明,無論員工是否採用 AI,受 AI 影響較大的職業薪資都受到壓縮;而 Software Finder 的調查則顯示,目前使用 AI 的員工收入高於抗拒 AI 的員工。這一差距很可能源於採用 AI 的人群本身的特徵(如管理人員、收入更高且工作穩定性更強的人更願意使用 AI),但不能證明使用 AI 本身能夠保護工資水準。
例如,Software Finder 的數據顯示,抗拒 AI 的員工平均年薪為 65,645 美元,比積極使用 AI 者的 81,526 美元低約 20%。45% 的受訪者因擔心被取代而對 AI 心存抵觸;只有 16% 的員工相信公司採用 AI 是出於真正的業務價值,而非跟風或迫於競爭壓力。
這兩種現象可以同時存在:根據斯洛克的研究,即便受 AI 影響的崗位工資水準逐漸走低,抗拒 AI 的員工仍可能遭遇薪資「打折」。AI 或許就是一台「薪資吞噬機」。
此外,職場中還普遍存在一種「AI 羞恥」現象:13% 的員工承認曾假裝使用 AI——看似在借助工具,實則在手動完成任務;只有 6% 的員工認為,管理者能準確掌握員工使用公司已部署 AI 工具的實際頻率。
《財富》雜誌的獨家報導顯示,這種抗拒情緒可能遠不只是默默回避,而會升級為蓄意破壞。2026 年 4 月,Writer 和 Workplace Intelligence 聯合對美國、英國和歐洲的 2,400 名知識型員工(含 1,200 名企業高管)進行了調查。
調查發現,29% 的員工承認曾主動破壞公司的 AI 戰略,而在 Z 世代員工中,這一比例更高達 44%。這種破壞行為形式多樣:將公司專有訊息輸入未經批准的公共 AI 工具;違規使用「影子 AI」系統;直接拒絕使用公司指定 AI 工具;部分員工甚至竄改績效評估數據或故意降低工作品質,以證明 AI 效果不佳。在承認實施過破壞行為的員工中,30% 表示其主要動機是擔心 AI 會頂替自己的工作,這與 Software Finder 調查中抗拒 AI 者的核心擔憂如出一轍。
數據揭示了什麼
阿波羅的這篇論文採用「雙重差分模型」,將 321 個職業與美國勞工統計局 2015 年至 2025 年的數據進行匹配分析。
研究發現,2023 年之後,高 AI 暴露職業的員工,其實際工資增長率比低暴露職業的員工放緩了 6.7 個百分點,但在統計學上並未對就業數據產生顯著影響。
這正是該研究論點的核心所在:AI 帶來的生產率提升是真實存在的,但這些收益流向了企業,而非員工手中。這結論也印證了《財富》雜誌 3 月份報導中提出的觀點:AI 壓縮了單項任務用時,意味著企業可以向員工派發更多工作任務。
這種影響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群體:
- 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人群:相較於低暴露職業,工資下降 10.7%;
- 第二四分位人群:工資下降 5.4%;
- 第三四分位人群:工資下降 4.0%;
- 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人群:無統計學層面顯著影響。高收入人群似乎更有能力消化 AI 帶來的衝擊,或從 AI 應用中獲益;
- 服務行業職業:工資下降 24.3%。但作者提醒,這結果基於較小樣本,因此需要謹慎解讀;
- 管理和專業崗位:工資下降 4.1%;
- 藍領崗位:沒有受到顯著影響。
目前,美國約 580 萬名員工(約占總勞動力的 3.7%)從事高 AI 暴露職業,持續感受到這種工資壓力。這意味著美國每年勞動收入損失保守估計達 280 億美元。論文作者預計,這一數字還將持續攀升。
Anthropic 經濟學家提出不同看法
讓情況更加複雜的是,斯洛克論文所依賴的底層數據,正是來自 Anthropic。而該公司的經濟學負責人彼得 · 麥克羅里於 7 月底在 X 平台發布長文,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讀。
基於 18 個月的內部研究,他得出的結論是:美國勞動力市場「尚未受到 AI 的明顯衝擊」。
麥克羅里指出,當前 4.2% 的失業率正處於聯準會認定的充分就業水準,職位空缺數與失業人數基本匹配,且黃金勞動年齡段(25-54 歲)就業率接近數十年來高點。
然而,麥克羅里和斯洛克的觀點並不存在本質對立,他們只是在用重疊的數據回答不同的問題。勞動力市場完全可能在失業率保持穩定的同時,悄然出現相對薪資下滑。但在「無就業危機」與「員工正遭受擠壓」兩個觀點被視為非此即彼的辯論中,其中的微妙差異極易被忽視。
這種混淆並非 Anthropic 獨有。今年 7 月,路透引用的一項綜合性文獻回顧發現,「大多數數據集並未發現整體經濟層面的就業減少或工資下降證據」,並將 AI 迄今的影響歸因於「任務重新分配與企業內部生產率提升,而非大規模替代」。這一結論與斯洛克關於「薪資縮水」的研究發現形成了明顯衝突。
一種更隱蔽、更難察覺的威脅
如果斯洛克的數據經得起檢驗,那麼 AI 壓低工資的效應並非打破傳統,而是契合了歷史規律。縱觀 20 世紀和 21 世紀,從農業機械化、工業自動化、電腦化,到離岸供應鏈,歷次技術革新浪潮無一不在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壓低了受波及職業的薪資,儘管這些崗位整體而言仍推動了經濟產出的成長。
紡織機械化便是經典案例。它在創造更高薪的工廠職缺之前,就已重創手工織布工人的工資,並引發了 AI 時代經常被提及的「盧德運動」。百餘年後,20 世紀 80、90 年代工業機器人在製造業的應用,同樣伴隨著藍領工人實際工資長期停滯,儘管生產率持續穩步提升。「鐵鏽帶」(編者註:指美國五大湖周邊傳統工業衰退地區)的概念,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金融時報》的喬爾.薩斯(Joel Suss)近期指出,自 1970 年前後開始,隨著勞動報酬占 GDP 比重相較於資本收益持續下滑,新技術帶來的收益便不再自動流向第一線勞工。他分析美國、日本及多數歐洲國家的數據後發現,這次情況並無不同。他指出:「如果 AI 的發展屬於一種偏向資本的技術變革,那麼薪資與生產率之間的落差將進一步擴大。」
綜合來看,一個無法被任何單一敘事完整解釋的勞動市場圖像正逐漸浮現——既不是阿莫代伊所警告的大規模裁員潮,也不是麥克羅里從失業數據中所看到的風平浪靜,而是一種更隱蔽、更具侵蝕性的影響:變化反映在薪資單上,而非解僱通知書裡。這種影響隱蔽到,即使兩位嚴謹的經濟學家觀察的是相近的數據,仍可能得出看似截然相反的結論。
這種不確定性,或許正是員工焦慮情緒普遍存在,卻又難以從總體經濟數據中獲得證實的原因。與此同時,即便斯洛克在論文中坦承研究仍有其侷限(AI 暴露度指標完全依賴 Anthropic 的數據,且在美國勞工統計局約 800 個職業分類中,僅成功匹配 321 個),他對於判斷失誤可能帶來的後果,態度依然十分明確:
「真正重要的政策問題,不在於 AI 是否終將更廣泛地重塑勞動市場,而在於這場變革將以多快的速度發生,以及當變革來臨時,勞工是否能獲得所需的支持。」